生活即是存在、即是生存。
[①] 周永年：《儒藏说》。[③] 周永年：《儒藏说》。
通常以为董仲舒、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这种理解其实是不确切的。近年来虽然有复兴之象，亦至多不过是一阳来复而已。人大复印资料《中国哲学》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。藏之一时，不能藏于万世也。生活不是为儒学、经学而存在的，儒学、经学倒应当是为生活而存在的。
真正的经学绝非什么社会科学，而是在家族社会、皇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思想观念、价值观念的学术表达，不仅渗透在那种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中，而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。[⑥] 黄玉顺：《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12年第1期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我有一个说法：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思而不学，90年代是学而不思。
我本人亦如此：尽管被称为学者，但本人从来就不追求成为一个学问家。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，就是利与仁的关系。而其方法是超越两千年来形上-形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，重新揭示孔孟曾揭示过、而被人们遗忘了的存在或者生活的思想视域。仁民爱物原非什么道德说教，而是一种自然情感倾向，孟子谓之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（《告子上》《公孙丑上》）。
[12] 黄玉顺：《儒学与中国之命运——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》，《学术界》2009年第3期。须注意者，这里所说的不是所谓客观的宇宙生成过程，而是观念的显现层级。
应该这样表述：所有一切皆由当下生活给出。现代主义在学理上也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，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人们所批评的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的困惑。这样的孔孟同样面临上述不可克服的困境。但是我们发现：这个形而上者在哲学家那里莫衷一是，而且未必解决问题。
孟子有一种极为透彻的诠释学观念，我曾专文加以讨论：知人论世——论世才能知人，然后才能读其书诵其诗。这就是说，这些事情其实绝不仅仅是思想的事情，而就是生活本身的事情。孔子说过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乔治·于尔（George Yule）：《语用学》（Pragmatics. Oxford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tudy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6）第四章预设与蕴涵（Chapter 4. Presupposition and Entailment）。
现代主义（如现代新儒家）。这个问题在思想话语中这样表述：我们需要解释我们的生活中的种种现象，解决我们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，这些存在着种种问题的种种现象就是所谓形而下者，或者叫做万物，这是多。
三、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切入的：儒学与中国之命运、乃至与当今人类之命运。一般来说，形而下学包括两个基本领域：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论，是为科学奠基的，《易传》所谓天文。
当今时代的相对主体性，就是公民人格。 （原载《深圳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1期）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生活儒学 中国正义论 儒学 。为此，生活儒学首先消解孔孟以后的传统儒学的形而上学，然后回归孔孟儒学的本源观念，最后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儒学。我曾专文阐明这样一个观点：可对应性、非等同性，这是任何两套观念之间、两种民族语言之间的普遍关系：可对应性保证双方可以有效交流，非等同性保证双方值得加以比较。我在第一部书的后记中曾说过：所谓总结过去，是说：我怎样从一个中国古典文学、文献的研究者，转为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，最终成为一个儒者。中国正义论与西方正义论之间最根本的一个区别，是对仁爱情感的处置。
同样，禅宗佛学也经常遭遇到类似的质疑。有人已发现这一点，并质问我：在生活儒学中，没有形而上学给予奠基的正义论伦理学是否恰当？ 四、中国正义论 中国正义论属于形而下学层级的伦理学范畴。
（《卫灵公》）这就形成了义→礼奠基关系的思想建构。传统哲学的方法就是寻找它们背后隐藏着的一个形而上者，或者叫做帝天道理等等，这是一。
形而下学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，即知识论与伦理学。清代顾诒禄《满庭芳·芍药》词：廿载音尘如梦，风流散，半没荒烟，空存在，青袍未换，霜鬓杜樊川。
这里首先面对一个质疑：儒家的义和西语的justice（正义）之间能这么对应吗？我从三个方面回应这个质疑：（1）如果制度规范赖以成立的根据就是正义原则，那么，凡属人类社会，必有制度规范，故亦必有正义观念，中国当然不能例外。说到学者，那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学者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：是礼之所起也。这多少类似于康德之推论物自身，但却有根本区别：物自身其实是一种形而上者，是一种存在者。
这样的疑问本身已带出了质疑者的一种观念：儒学就是某种曾经存在的现成的东西。我目前正在做一个教育部的课题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，都是关于中国正义论的问题，其实就属于广义伦理学的范畴，意在探索儒学有效切入当下生活的一种路径。
[17] 制度规范，儒学统称为礼。例如，当我们用中国固有的词语存在去翻译西方的Sein或者being之后，现代汉语的存在这个词语，它是纯粹西方的、抑或是纯粹中国的呢？都不是。
他们对孔子对于礼的态度，只注意到克己复礼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一面，遮蔽了礼有损益（《为政》）一面。二是研究别人，即研究那种无关乎当下生活的东西，比如关于哲学史、思想史的那种对象化、知识化的客观研究。
假如所谓研究儒学不仅仅是诵读经典而已，而是必须对于儒学有所言说，那么，这种言说既不可能是纯粹西方的话语，也不可能是纯粹中国的话语。这里且谈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： 生活儒学是否需要重新构造一个形而上者呢？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。[20] 其实，在儒学中，礼义问题的提出，正是由于利益冲突问题。故正义之臣设，则朝廷不颇。
在中国正义论，礼或制度规范赖以成立的正义原则就是两条：正当性原则（包含公正性准则、公平性准则）。问题在于：怎样研究？这就涉及到所谓方法论问题，其实是观念问题、思想视域问题：以怎样的观念、怎样的视域去研究？那种对象化、知识化的客观研究，其观念前提是：我是研究的主体，儒学是我的研究的客观对象。
[14] 这就形成一种思维模式：形而上者→形而下者。这种学问，叫做为己之学。
所以，儒家文化叫做礼乐文化。关于社会界的伦理学（广义），是为道德、规范、制度奠基的，《易传》所谓人文。